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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03/16 16:30:28
来源:《新媒体与社会》

国产动画“出圈”中的青年焦虑表征与身份协商——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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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虹,男,湖北洪湖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院长;董丹湖北宜昌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随着我国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营销宣传已成为电影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基于在数字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结构背景下,国产动画逐渐演变为主流舆论场域的重要文化载体,其文化再生产机制及对青年身份认同的建构路径仍有待研究。本文以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案例,收集新浪微博20,888条数据,通过文本挖掘、语义网络分析与主题建模等方法深入探究青年群体的情绪结构与认同建构逻辑研究发现《哪吒2》通过反叛式话语体系与反英雄叙事策略,为青年应对阶层固化与社会规训等外界压力提供了重要叙事文本。同时,哪吒角色塑造和媒介表达成功唤起了青年对于身份焦虑与代际矛盾等问题的情感共鸣。本研究揭示了国产动画作为青年情感表达和认同建构媒介的新型文化功能,为理解数字时代青年文化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国产动画哪吒2身份协商文化焦虑数字传播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时期,青年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肩负着重大时代使命。然而,这种宏大叙事与社会发展给青年群体带来了显著的心理负荷压力。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提出“自我认同危机”概念,认为在高度动态与去中心化的社会中,个体被要求不断地进行自我叙事与身份协商,但由于缺少稳定的社会参照系,常常陷入一种深层次的“存在性焦虑”之中。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这种状况概况为“液态现代性”,认为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持续削弱了个体身份的稳固根基,使得青年群体在“被迫选择”和“持续焦虑”中徘徊不前。如今,数字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结构,青年群体作为典型的“数字原住民”,其社会经验、价值观塑造与文化消费方式,均呈现出明显的媒介化生存特征。但同时,当前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却呈现出日益严峻的趋势。2023年美国盖洛普(Gallup)研究机构调查显示,Z世代(199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的群体)在压力、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的概率比其他世代高出7个百分点。当青年群体不能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理想发展道路或处于主流评价体系边缘时,极易引发深层次的身份焦虑与心理失衡。这一焦虑不仅涉及升学、就业、婚恋等现实层面,更体现在青年对 “我是谁”“我将成为什么”等存在性命题的持续追问中,成为当代青年在身份建构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信息过载、注意力碎片化与社交疲劳共存的数字生态中,青年群体正重新定义“有意义的生活”。与传统以物质保障、职业稳定与社会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范式相比,数字时代青年群体更愿意去寻找以主体性、文化解放与情感归属为特征的精神性生活路径。这一转向既体现了个体对其生活方式的主动调整,也反映出青年在高度媒介化社会中寻求意义建构的新路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意义并不仅存在于头脑里,它通过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在此视角下,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娱乐行为,而是成为对社会现实作出反馈、进行情感调节与身份协商的主动实践。近年来,国产动画作为兴起的重要文化形式,逐渐成为青年进行身份投射与情感表达的象征载体。从2025年1月上映以来,《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票房在全球的累计值已经超过158亿,位列全球影史票房第五。基于此,本文以国产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2》为研究对象,运用词频统计、网络共现图和LDA 主题模型等文本挖掘方法,对国产动画在数字空间中文化功能和社会心理效应进行分析,探究其对青年社会心理结构重塑与青年身份认同建构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一)国产动画的文化表征与传播转向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与二次创作文化的兴起,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弹幕评论、二次创作、内容分享等方式,积极参与到文化再生产过程之中,成为主动的意义创作者。罗兰·巴特曾提出“可写的文本”命题,认为文本具有开放性与未完成性,读者可以通过参与式“重写”赋予文本新的意义。在此视角下,动画文本在数字平台上的二次创作正体现出这一特征,体现了当代青年通过文化消费、亚文化介入与媒介实践,主动建构主体认同的实践路径。然而,在平台算法与资本逻辑的双重规训下,参与式文化逐渐显露出其内在风险。比如,“哪吒”形象所蕴含的挑战命运、反抗权威等文化意象,在资本运作与平台逻辑的持续干预下,逐渐被简化为一种可供消费的视觉符号。在这种“产消合一”的创作模式下,青年在文化创作中往往陷入重复性劳动与审美内卷的困境,其参与行为逐渐转化为平台维持用户粘性的内容资产,进而加剧了青年在文化表达中所面临的身份矛盾与情感疲劳

  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弹幕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动画电影文本的意义生产方式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影行为,而是被持续纳入再创作与再传播过程。围绕这一现象,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取向,一是从文本层面的文化符号、价值观与国家形象表达入手,将“动画出圈”视为文化自信增强与叙事能力提升的结果;二是从产业与传播层面的技术、资本与平台生产结构出发,强调流量机制、IP运营与媒介融合对传播效果的驱动作用。相较之下,国产动画文本在平台传播中如何被青年受众转化为可用来自我理解、自我表达的叙事脚本,以及出圈事件如何进一步嵌入到青年焦虑的表达和身份位置的确认过程中,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二)青年亚文化的身份认同生成与媒介化表达

  在青年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亚文化长期被视为青年在主流规范与社会结构约束下,追求差异性身份、释放情感并实施话语抵抗的重要途径。进入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的形成与扩散日益依托于平台基础设施,圈层社群、兴趣共同体与算法推荐机制共同构建出细分化的文化空间,使青年能够通过符号消费、语言风格与审美趣味完成身份区隔与群体归属的建构。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媒介极大提升了青年文化表达的可见度,也深刻改变了身份认同的形成方式。认同不再依托于稳定的制度位置或线下群体关系被固化,而是在持续互动、身份表演与话语协作中被不断建构、更新与协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框架为理解青年如何参与文化意义生产提供了重要路径。这一观点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由创作者单向赋予,而是在受众解码过程中被协商、偏移甚至反抗,从而形成意义的再生产。与此相应,身份认同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持续流动与重构的过程。在这一框架下,青年面对“可写的文本”时,往往会采取支配性、协商性或对抗性的解码策略,在解读过程中完成对自我位置的确认与调整。亨利·詹金斯( Henry Jenkins)曾提出“参与式文化”概念,认为受众并非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通过二次创作、合作分享与社群互动,积极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产之中,在共同创作与意义协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情感共同体与文化归属感。在此视角下,剪辑、配音、同人创作、梗图与评论链等媒介实践,使得动画、游戏、影视等文本在传播过程中被持续再编码,转化为可共享、可调用的符号资源。

  当前,围绕参与式文化与青年认同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方面,部分研究将参与式文化视为一种赋权机制,更多强调青年群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却较少关注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分发、可见性门槛和商业化规则重新界定参与的范围与表达条件,从而使得原本的意义协商在平台化环境中发生偏移与变形。另一方面,既有的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圈层归属、审美趣味与符号性抵抗等方面,对于青年如何把文本转化为应对现实困境的叙事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叙事书写和认同再造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因此,对于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如何在文本资源的调用与再诠释过程中,实现从情感共鸣到身份协商的转化仍存在深化空间。

  (三)青年焦虑的多元图景与认同危机

  如今,青年焦虑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研究和传播研究中的高频话题。已有研究认为,当代青年的焦虑呈现出外界压力与心理体验互相交织的特征。在宏观层面,社会分层加深、竞争压力上升以及生活成本提高,使青年在教育、就业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均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感;在中观层面,家庭期望、代际差异与文化价值冲突进一步放大了青年在身份选择与伦理责任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微观层面,青年个体需要在外界要求与自我诉求之间持续协调与权衡,从而产生持续的焦虑体验和情绪耗竭。

  在晚期现代性视角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于“反思性现代性”以及“本体性安全”的论述,为理解青年焦虑与认同危机的内在联系提供了重要视角。吉登斯认为,随着传统秩序与身份参照的持续弱化,个体认同不再是既定的社会赋予形式,而是成为个体需要主动去建构的过程。当个体缺乏持续的叙事资源以及稳定的社会认同时,焦虑不再只是情绪上的波动,而是转变为本体性危机的外在表征。如今,数字媒介的深度嵌入使得青年焦虑产生了新的生成机制。已有研究认为,平台环境中的社会互动、注意力竞争与指标评价等均会显著强化青年对自我价值的衡量,点赞、转发、热度和关注等可量化指标逐渐成为“被认同”的可视化符号,个体在不断刷新、展示与回应反馈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强的自我审视与自我约束意识。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提出“规训社会”命题,认为现代社会已经不再依靠显性暴力或集中权力来进行控制,而是通过微观规训机制与个体内化的自我监督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数字环境中,算法推荐与可见性分配机制逐渐形成新的规训装置,使青年在被看见、被评判与被排序的循环之中不断调整自我表达。由此,焦虑不再仅是个体心理状态,也成为平台结构与评价机制共同塑造的社会化情绪。

  当前,现有关于青年焦虑的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焦虑的来源与后果,往往将焦虑当作结果变量或者社会症候来描述,却较少关注焦虑如何在平台化的文化实践中被组织为可言说、可传播的公共话语,从而进入认同协商与自我定位的过程。第二,关于青年通过文化消费获得共鸣和治愈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积极功能与心理补偿层面,较少引入“情感资本主义”或“数字劳工”等视角,去探究情感共鸣与参与式实践能否被平台吸收并转化为用户黏性与流量资源,从而带来情感被征用、创作被剥削的风险。因此,要理解青年焦虑在数字语境中的运行逻辑,有必要将外界压力、平台规训与创作实践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分析青年从“焦虑感知”到“认同协商”的过程。

  基于此,本文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案例,结合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参与式文化”理论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框架,构建起“外界压力、焦虑表征、文本脚本、参与式再编码、身份协商与情感回路”的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量化文本挖掘为基础,并引入微博原文语料的话语分析,以呈现青年在媒介实践中如何把动画文本转化为理解现实处境的符号资源,并在持续互动与意义协商中实现从焦虑感知到认同建构的动态转化过程。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选取

  为探究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在青年群体中的文化接受、情绪共鸣与身份认同建构机制,本文选择新浪微博平台作为爬虫对象。微博作为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开放型社交媒体平台,凭借强互动性、广覆盖度与高传播效率特点,形成了去中心化与平台引导并存的扩散网络,不仅有利于把握主流舆论趋势,也便于追踪亚文化群体的圈层表达与用户行为轨迹。在数据获取上,本文利用新浪微博开放平台API协议和Python下的Scrapy 爬虫框架来搭建定向爬虫系统,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核心关键词,系统抓取2025年1月1日至3月1日期间内的用户互动数据。原始爬取的微博数据共501,026 条,经过标准化的数据清洗与去重后得到20,888 条有效的微博文本青年语料库,包含原始发帖内容、转评内容、关键词标签、用户信息等各项指标。

  (二)研究方法

  为深入分析《哪吒2》在微博平台的舆论传播特征、情绪表达机制与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路径,本文综合使用文本挖掘、语义网络分析与主题建模等研究方法。在内容预处理阶段,本文首先对原始微博文本进行中文分词处理,使用Python 编程语言中的Jieba 分词工具,并建立多源融合的领域词典体系。在语义网络分析层面,本文使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法,利用Gephi 软件构建共现矩阵以分析文本中高频词项之间的语义结构。在主题识别阶段,本文采用LDA 主题建模法,对微博语料库展开无监督语义聚类分析。其中,在LDA 主题数的确定上,本文采用困惑度来衡量模型对新数据的适应能力与拟合程度,数值越小表明模型效果越好。如图1 所示,本文确定LDA 最佳主题数为6,并以此导入LDA 模型进行主题识别与高频词提取。

  三、研究结果

  (一)焦虑的多元表征:个体困境与情感症候

  从《哪吒2》微博词频表可发现,“压力”“焦虑”“现实”“生活”“社会”“工作”等词语出现频率较高。这些词汇在原始语料中,往往以情绪词与处境词密集并置的方式呈现,将焦虑从个体内心感受转化为可供公共讨论与情感共振的 “处境性事实”。比如,《哪吒2》台词“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频繁刷屏出圈,表明这类表达深度契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体现出青年群体对现实压力的情感投射与身份代入。同时,词频表中“努力”“突破”“坚持”“追求”“改变”“选择”“成功”“实现”等词语高频出现,表明青年在表达情感焦虑的同时,往往伴随一种“自我要求式”的应对叙事。在微博原文中,这类叙述往往借助系列动词来强化行动的紧迫感,从而在话语层面建构出“奋发向上”“不断前行”等认同情感。比如,“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之后,被剧情狠狠地拿捏了……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从不妥协……现实中,我们都会遇到压迫,有人屈服、有人妥协,而哪吒却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依然迎难而上。现实中的勇敢者很少,但是一直钟情于那些勇于面对苦难、挑战自我的文本”,这类表达体现了青年群体一方面表达对外界压力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以“迎难而上”的价值姿态完成情感动员。

  另外,在网络共现图中,以“压力”和“焦虑”为核心节点的共现路径,将“世界”“打破”“勇气”“精神”等词语紧密联系。同时,“偏见”“挑战”“反叛”“压力”等词语呈现出强共线关系,表明青年焦虑往往伴随着对外界约束的指认与社会现状的不满。比如,“果然,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即便是出身寒微的我,也会讲究‘根正苗红’”,以及“想起几年前申公豹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我现在明白了……不要再试图努力和自证……当成见产生,罪名就已经成立”等表达,均是借用“成见”“标签”等隐喻化叙述,将个体挫败经验上升为对社会评价体系和身份门槛的批判。在此基础上,LDA 主题3“结构性焦虑下的青年生存选择”表现出青年群体面对社会压力、现实竞争与路径固化时的社会状态;主题6 “数字化环境中的情绪反射与心理投射”进一步表明,青年焦虑既存在于现实层面,又在平台环境中被可见性竞争、舆论节奏和情绪感染机制放大与再生产。在微博原文中,青年焦虑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两类取向,一类表达是利用平台场景增强情绪共振,如“#网友自发二刷哪吒#……不少观众第二次走进电影院……还有网友自称为‘精神股东’,呼朋唤友‘参与百亿大项目’”,一类则是以话题梗与轻喜感叙事将生活压力转化为可传播的情绪形式,如“#哪吒来了也得过安检#……这种淡淡的幽默能不能多来点”。由此可见,青年焦虑既是社会加速和竞争语境下结构压力的结果,也是数字媒介将压力可视化与指标化之后所引发的情感症候。

  (二)认同的协商实践:文本反抗与代际对话

  根据网络共现图可发现,“命运—打破—反叛—勇气”构成了稳定的关联链条,这表明青年群体通过文本性阐释展开的话语性反抗实践。LDA 主题2“青年情绪共鸣与价值投射”和主题5“代际断裂中的命运想象与青年主体性建构”共同表明,青年观众倾向于将影片中“逆天改命”“破局”“试一试”等叙事元素,作为现实中自我表达与身份建构的话语资源。比如,微博原文语料中“电影最让我惊喜的地方,在于保留了前作主角人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气神之下,剧本对于封神神话体系进行了重新解读乃至于解构,颇有勇气”,以及“《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仅是一部神话改编电影,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生活中的偏见与暴力。我们何尝不是那些村民?用标签定义他人,用恐惧排斥异己”,这类表达既体现了青年对经典神话母题的认同延续,也展现出其对神话体系的价值阐释与话语建构。通过借用影片台词与情节作为表意工具,并结合“偏见”“标签”等现实社会话语,青年完成了从观影体验到自我认同建构的意义迁移,进而实现了对“试错权”“失败权”与“自主选择权”等内容的隐喻性表达与协商性实践

  另外,青年群体的认同协商不仅体现在对社会现状的文本阐释,也深刻反映在其对家庭关系的审视。根据词频表所示,“父母”“父亲”“母亲”“家庭”“孩子”“成长”“理解”“陪伴”等词语高频出现,表明家庭依然是青年认识自我、定位责任与寻求情感支持的重要参照。同时,根据网络关系图中 “父母”“李靖”“反叛”等节点紧密共现,以及LDA主题4“家庭叙事与青年群体的互动空间”与主题5“代际断裂中的命运想象与青年主体性建构”共同表明,青年一方面在家庭叙事中寻求情绪安放与被理解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在对父权制规训与社会期待进行隐性反抗。这种双重态度在微博语料中得到了具象表达。比如,在微博原文中“穿心咒的每一根尖刺,都像是具象化的枷锁。而殷夫人拥抱长满骨刺的哪吒,透过那些刺,去拥抱孩子的本我”,这类表达体现出青年群体将 “外界压力”转化为可触的身体束缚,把 “成见”“努力”等现实议题嵌入影片情节,使动画文本成为可供共享与再阐释的认同资源。由此可见,青年并非文本的被动消费者,而是在平台化协作传播中持续参与意义生产。他们通过对家庭关系的再解读、对父权形象的再评价,将动画叙事不断再编码为一种可流通、可协商的认同话语,从而在代际对话中建构出更具主体性的自我位置。

  (三)情感的循环机制:共鸣、治愈及批判性反思

  从词频表可得,“共鸣”“理解”“支持”“勇气”“精神”“成长”“情绪”等词汇与“焦虑”“压力”高频共现。在共现网络中,以“焦虑”“压力”为中心的节点,既连接“现实”“工作”“人生”等指向负面处境的词语,也与“勇气”“打破”“期待”等积极词汇形成了强关联。这一结构表明,青年话语表达呈现出从负面情绪触发,到主体回应,再到心理安抚的递进式情感循环。根据LDA 主题分析,主题2“青年情绪共鸣与价值共创”与主题6“数字环境中的情绪反射与心理投射”表明,青年在文化消费中,一方面将现实压力转化为可供分享的表达资源,以获得情感共鸣;另一方面通过互动支持和价值叙事完成情绪修复,以实现情感性治愈。在微博语料中,这种情感表达主要呈现为三种微观话语形态。第一种是“共鸣宣告句”。比如,“原来哪吒也要克服内心的忐忑……正是这种真实的紧张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立体的哪吒”,这类表达以高情绪密度的短句完成情感同步,将个体体验嵌入群体共享语境之中。第二种是“治愈叙事句”。比如,“真正的幸福和成功,来自于内心的满足和自我认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这类表达通过“被安慰、被理解、被鼓励”的话语表达模式,将观影体验转化为心理修复的话语实践。第三种是“压力反转句”。比如,“鼓励的要鼓励,批评的要批评……我要发自内心地表扬它”,这类表达在“燃、励志、被提振”的情绪基调中嵌入转折,使情感宣泄过渡到自我激励的轨道。通过这一话语实践,青年完成了情绪调节的过程,在直面社会现实压力的前提下,将 “继续前进”内化为个体责任。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焦虑情绪,也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将压力重新回置到个体身上

  然而,这种情感回路并非价值中立的表达。青年观众对哪吒“逆天改命”情节的阐释,虽然能够激发个体的主体意识与心理韧性,但在传播过程中,这种叙事容易被简化为“个人奋斗即可解决一切”的道德话语,以此遮蔽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诉求。在微博语料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一方面,规训性话语时有出现,如“你不努力谁也救不了你”;另一方面,青年群体也对这种论调保持警惕,发出反向表述,如“零零后和九零后不再是简单的服从和顺应……释放自我和高质量的生活更重要”。由此可见,《哪吒2》所引发的共鸣,并非单向度的治愈神话,而是一种不断更新、动态演化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在为青年提供情绪共鸣、心理安抚与身份认同资源的同时,也将其置入平台化的情绪生产逻辑与可见性竞争的结构之中。因此,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需对这类文化再生产表达保持必要的反思。

  四、结语:数字语境中的文化共鸣与青年认同的再思考

  本文聚焦《哪吒2》在微博平台上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深入探究在平台化传播与参与式文化并行的语境下,国产动画如何从影视文本转化为青年表达焦虑、强化情感体验并进行身份认同协商的重要叙事资源。研究发现,《哪吒2》“出圈”现象,并非是传播范围的扩张或热度的攀升,而是青年群体在对影片进行讨论、解读与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将个体情感共鸣与外部社会压力相勾连,使原本属于私人层面的焦虑转化为可供公共讨论的话题,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集聚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哪吒2》成为青年群体重要的表达载体,使得青年焦虑得以在公共平台上呈现与分享,并在持续的互动与意义再编码中,助推个体完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协商,体现出青年群体借助“可写的文本”寻求情感支持、实现自我表达的心理诉求与文化能动性。

  (一)国产动画的青年情绪共振现象

  研究发现,《哪吒》系列影片之所以能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并非因其宏大叙事单向传递给观众,而是其叙事结构为青年提供了一个 “反命运、反成见”的情感框架。这一框架在平台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拆解为可创作、可分享的符号单元,嵌入青年日常的表达实践中。同时,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嵌入日常生活,青年个体的情感焦虑逐渐由私人体验,转化为可言说、可分享、可聚合的公共话语。在此过程中,平台的热搜议程、算法推荐机制与指标化互动体系,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 “情绪放大器”,使得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呈现出可复制、可动员、可循环的传播形态。

  (二)身份认同的动态协商与青年群体的参与实践

  本文认为,青年并非以同质化方式被动接受动画文本,而是通过差异化的解码策略与多元参与行为,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与价值。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青年对《哪吒2》的文本解读呈现出三种取向:一为对抗式解码,将 “成见、规则、偏见”等内容外化为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与控诉;二为协商式解码,将“社会结构、外界压力”等现实约束转向对现实妥协,强调在有限空间中寻找到可行的行动路径;三为倾向式解码,将文本冲突收归于个人奋斗的叙事逻辑,将复杂的外界矛盾简化为励志的成功故事。这三重解码立场在平台场域中被不断放大与交织。青年群体通过弹幕、评论链、梗化叙事等方式,将各自的解码立场外化为多元互动实践,由此形成詹金斯所言“参与式文化”现象

  总之,《哪吒2》“出圈”的文化现象表明,应将国产动画视为一种承载国家文化自信、传播青年情绪结构与建构社会认同的复合性文本。国产动画的崛起,绝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或叙事结构的优化,更在于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被看见”的文化窗口,促使青年群体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再定位与对情感认同的再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哪吒不只是一个被改写的神话人物,更成为青年情感表达的中介、身份认同的投射,以及对主流话语进行反思与抵抗的文化符号。正如影片所言:“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对于这一代青年而言,哪吒已不再是“魔童”,而是他们的情绪代言人,是数字时代文化治愈的真实载体。

  三)研究局限与不足

  本研究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得出国产动画在当代青年文化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单一现象级的作品,未来研究可拓展到更广泛的动画作品,进行类型学或跨文本的比较研究,以形成更具普适性的结论。其次,数据来源主要以来微博这一开放性社交媒体平台,未来研究可考虑加入B 站、小红书等其他平台的数据,并辅以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定性研究方法,以捕捉青年群体在不同媒介环境中的真实体验与情感表达。

  (参考文献略)

【纠错】 【责任编辑:王晓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