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

　　2021年12月25日，樟树国字山。一群飞鸟像石子一般投入到战国墓葬所在地山包上，又“哗”的一声飞走了，为整个考古现场添了几分生机。当日，30余名考古专家对樟树国字山越国王室大墓考古发掘成果进行论证，确认国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

　　2022年3月18日，2021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正式揭晓，樟树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专家认为，国字山大墓的发掘是继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发掘之后，江西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发 现

　　这里是樟树市大桥街道彭泽村洪光塘自然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筑卫城遗址附近。如果不是因为盗墓者身影的出现，樟树国字山大墓的主人可能至今还静静沉睡于千年前的封土之下，在它的最上层，是当地村民的上百座祖坟。

　　异常出现在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初，当地村民发现在国字山常有可疑人员活动，怀疑有人盗墓，遂报告给樟树市博物馆。博物馆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有长方形盗洞，附近散落着白膏泥及类似椁板的方木，判断这些物品应来自早期墓葬，立刻上报江西省文物局。

　　经过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初步勘探，确认这是一处早期大型墓葬。樟树市随即对国字山大墓开展预防性保护，征收国字山墓葬及其周边地块，并建立防护性围栏，指派专人看护。由于国字山是当地村民的祖坟地，有大量近现代墓葬存在，为了保护文物，当地用了大量精力动员村民将叠压在国字山墓葬之上的近百座近现代墓葬予以搬迁，确保了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顺利展开。

　　2014年，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提上议程。当年8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工作人员在国字山墓葬周边开展大面积勘探工作，在筑卫城西侧发现了4座大型墓葬，在稍远的肖家山也发现一座大型墓葬。这些墓葬形制结构相似，均为东西向双墓道的中字形竖穴土坑墓，而且国字山M1带有近长方形的围沟，M2有一圆形的围沟环绕。

　　2017年，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申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正式对樟树国字山墓葬进行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明确了目的，那就是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大型墓葬的发掘，更是以国字山墓葬为切入口，对清江盆地乃至整个江西的两周考古开展一次深入研究，对江西两周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演变，及其反映的政治、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变化，进行合理的推断。

　　推 断

　　考古是一件慢活儿，挖开层层封土，面对的可能还是墓土，需要考古人员耐心十足地对泥土里的文物“抽丝剥茧”，寻找古人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意乐作为领队之一，8年时间，经历了考古工作的枯燥和惊喜，见证了国字山大墓神秘面纱的揭开。

　　王意乐介绍，2017年下半年，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国字山M1进行考古发掘。首先对周边近百平方公里范围的区域进行了踏查，新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遗存;2018年，开始发掘清理国字山M1的封土和填土;2019年，完成封土和墓室填土的发掘，开始提取文物。

　　联合考古队发现，墓葬是东西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主墓道向东，墓道底部均呈斜坡状。墓室面积约230平方米。墓壁竖直，深约6米。椁室周边是由白膏泥、木炭和红生土分层夯筑而成的二层台。墓室四角均有意留出一个打破二层台的角坑。南壁正中、二层台偏上的位置有一壁龛，内置陶鬲、鼎、豆、罐等。

　　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但没有出现让考古队员揪心的最坏结果——大墓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大宗，此外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

　　王意乐告诉记者，国字山墓葬里出土的礼器有铜鼎、盉、盘、匜等;乐器包括钟、鼓、琴、瑟、筝，以及编钟架、底座等，其中筝保存得较好，总长2.3米，是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最长的一件筝;兵器有戈、戟、剑、镞、漆木盾等，其中漆盾有30余面;车马器有车軎、伞盖、衡末饰和铜泡等;日常用品包括镇、削刀、凿、帐钩等;陶瓷器包括多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等。墓内还有一件青铜鸠杖的跽坐人形镦，此类器物以往多见于长江下游的吴越核心文化区。部分青铜器有包金、错金装饰，表现出高规格的特征。另外墓葬中还出土有蜻蜓眼、玉龙、玉凤等精美装饰品。

　　佐证墓主人身份的重要发现来自两件有铭铜戈（戟）。经专家考证，铭文分别是“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寿自乍元用矛”。器主分别为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和翳的一个儿子不（？）寿。（注：“?”或为残字或异体字，还需进一步论证。)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曹锦炎认为，这两件戈分别是三戈戟的组成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与不（？）寿戈同铭的矛，两者是同字模制作，原先当为一组。以往越国铜器都是在越国以外的区域发现，是楚灭越以后的战利品。这两件越国器物出土于越人墓葬内，表明江西地区在越灭了吴后被越所控制，属于越国的势力范围。

　　多位专家对国字山墓葬内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状况产生浓厚的兴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田正标指出，墓内出土的遗物，很多有着明显的越文化印记，如印纹陶、原始瓷器、鸠杖、有铭铜戈、铜镇等，提梁盉和曲柄盉以往多见于江淮地区，漆木器则有着显著的楚文化特点。

　　专家们同时认为，230平方米的墓室面积、大量人殉陪葬，国字山墓葬外围的围沟在中原地区的韩王陵和固围村墓葬均有类似发现，都证明了国字山墓葬的高等级。

　　意 义

　　发掘，提取，清理，修补……一件件文物像拼图，考古工作者通过这些零星的蛛丝马迹慢慢拼凑出一个遗失的王朝，让今人惊叹并迷醉于考古带来的文化震撼和拆盲盒般的考古惊喜。

　　国字山大墓发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越国贵族墓，其东侧约300米处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筑卫城遗址。筑卫城遗址前后经过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樊城堆文化)、吴城文化和东周时期遗存。城址周边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高处达21米，城墙外侧的城壕清晰可见，是江西地区保存最好的先秦城址。此次国字山大墓的考古成果认定，对于研究筑卫城遗址有着重要的作用，两者是互证关系。

　　“江西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上记载并不清楚，需要从考古学来了解和构建。国字山墓室规模巨大，葬具规格高，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流的特征，是目前江西发掘的最大先秦墓葬，对于探讨江西东周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江西地域文明华夏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墓葬与筑卫城的性质当有着密切关联的判断意见很到位。这是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作出的很好实践。”曹锦炎认为。

　　论证会上，考古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它填补了江西先秦历史时期的历史序列和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江西地区虽然有吴城、牛城和新干大洋洲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两周时期虽然有李洲坳大墓等重大发现，但整体文化面貌并不清晰，文化谱系不够完整。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填补了部分空白，为考古学家们开展江西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工作构建了很好的节点，为筑卫城城址的定性研究及探讨清江盆地两周时期聚落布局和社会结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字山墓葬内出土的越国铜器铭文涉及越王翳和他的大子不(?)寿，据此可以推测墓主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国字山墓葬内有显著的越文化因素。国字山墓葬是筑卫城城址的附属性遗存。筑卫城周边分布有大量同时期城址、遗址和墓葬等，构成了以筑卫城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筑卫城是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在越国和越文化研究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国字山墓葬内发现越、楚和群舒等文化因素，加上本土独特的文化面貌，形成了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不仅能了解江西地区在东周时期的历史过程、政治格局的演变，同时对探索江西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这是近年来我国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研究号称‘百越’的越文化面貌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国字山墓葬还有很多文物仍然在清理之中，考古工作者正在耐心整理、探隐索微。那一段尘封的历史，将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本文图片由国字山联合考古队提供)（记者 钟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