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曾描述道：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他从哲学角度出发，深刻揭示了交流（传播）的终极和本质困境，即意义、思想、心灵等共享几乎是难以达成。这种“交流的无奈”横亘时空，发生于每个阶段的社会之中。造成人类交流困境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传播主体或无心或有意的信息变异行为。人类社会在对抗信息变异的自我救赎中，曾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媒体技术已数倍发达于若干世纪前，信息传播从时间效度、规模程度、多模态呈现、互动联系甚至在场感、沉浸感的营造等方面都有显著改进，但交流的困境不但没有因为技术进步而得到缓解，反而日趋错综复杂、变化莫测。尤其是进入去中心化生产、分布式传播的UGC媒体语境时代，多元主体带来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高度差异化局面，信息变异比以往任何一个媒介技术时代都来得更加猛烈，这使社会民众之间有效交流愈发举步维艰，各说各话、各表其意、各行其是、各为其利，社会共识和集体行动难以达成。UGC媒体语境中高度复杂的信息变异日益凸显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熊茵教授论著《UGC媒体语境信息变异与治理研究》从技术视角出发，对新语境中信息变异的复杂生成开展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与阐释；策略研究中又超越技术视角，从多学科综合视角创新探究信息变异的整体治理方案。论著不仅有力地回应当下传播治理的痛点与难点，也围绕“交流困境”的传播哲学命题开展深入的学理探究，兼具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著大体分为问题研究和策略研究两块内容。在第一部分，在对信息变异进行了概念溯源后，作者对研究域作了边界划定。如书所述，信息变异既是难以避免的“实然困境”，更是有意而为的“行动策略”。两者相较而言，作为“行动策略”的主动型信息变异则更易引发重大社会问题。在人类传播史上，古希腊时期，曾被柏拉图批判智者诡辩术，即为一种“坏”的修辞，通过扭曲事实、操纵情感开展“劝服”，这实际是信息变异的策略性应用。20世纪30年代，战争宣传用半真半假的陈述和彻底的谎言说服人们接受宣传家的观点，信息变异正式被确立为战争策略。在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fake news）生产、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传播、后真相（post-truth）表达等信息变异，成为影响和破坏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以上行为无一不是精心布局、刻意为之的信息变异策略。有鉴于此，作者确定将研究重心聚焦于作为“行动策略”的主动型信息变异行为，这反映出她治学的严谨态度，更显示出强烈的观照现实的研究取向。

    对UGC媒体语境信息变异的生成图景描摹中，作者采用了Thomas W. Malone的四元分析框架。该框架最初用于阐释互联网平台的集体智能运行与发生机制，其所提炼的四个维度是任何互联网信息行为的关键性支撑要素，且四者间发生的关系组合与关联程度足以描述异常复杂的信息生成与传播的行动图景。循此框架，论著从行动主体、内容客体、驱动因素、发生过程四个维度铺陈开来，逐层深入地对信息变异的生成展开阐释与分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书引鉴了丰富的人文哲社理论资源，不仅对信息生成变异的流动图景作了深描，还对其中复杂动因和行为机制进行了深剖式阐析。信息变异行动主体的章节中，作者在“演化博弈”理论视角下，对四类主要信息变异行动者的博弈策略和行动路径等展开了详实分析；在信息变异的客体内容章节中，研究参照了经典的传播功能理论（Function Thoery），将信息变异的客体划为新闻类信息、观点类信息、知识类信息及娱乐类信息四类，进而对每类信息变形或异化深入阐释；在信息变异的原因考察中，研究从技术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内部驱力和外部压力等多个双重维度，对引致或触发信息变异的原因做了全面且细致的归纳梳理；在对信息变异发生过程考察的章节中，引入关系传播理论框架，从“关系-内容”维度对信息变异模式开展了类型研究。

    众所周知，在人人参与的新媒体语境中，信息生成已是流动不居、信息变异更是难以把握。用德勒兹（Deleuze）的哲学思想来观照当下UGC媒体语境信息变异的复杂情景可谓恰如其分：没有所谓的“根”（root）、只有“块茎”（rhizome），没有所谓的“存在”（being）、只有“生成”（becoming），条纹空间消逝和光滑空间兴起，逃逸、游牧、解域、再结域等都是世之常态。作者试图深描与深剖这样复杂异常的传播图景，无疑是个巨大挑战。所幸的是，熊茵教授凭借她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耕多年的学术积淀，以及勇于钻研和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高效高质地完成了这部分的研究。

    论著后半部分着力探索信息变异创新治理。作者在系统观统领下，尝试建构信息变异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这一构想既源于作者对媒介技术变革的细致考察，也得益于她对“治理”理论的深刻理解。毋庸讳言，在技术增权（enpower）后，人人参与传播的社会复杂程度远甚于过往，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逐渐失灵，“管理危机”的出现迫使管理范式发生变革，以多元、协同、互动、合作等为特征的社会治理逐渐兴起并日趋成为主流范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国情政体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合理扬弃，探索性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信息变异协同治理模式，即坚持党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始终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这也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前提条件。从这点上看，本书不仅探索了信息变异治理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的信息传播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当然，作者的研究未止步于此。在提出治理模式的框架构建后，仍对其实践操作中“何以协同”以及“如何协同”等核心问题发起探究，即力图回应协同机制的关键性命题。论著采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科学性、效率性等方面对协同机制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其研究也走在学界前沿。

    熊茵教授在2004年初进江西师大传播学院时，就显示她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强烈的学术创新力。在彼时互联网尚不若今日如此之发达的背景下，她依然敏锐地洞察到剧烈的信息变异是社会治理关键问题症结所在，于是她便选择了“突发事件信息变异与治理”作为她的研究方向。在此后，她便持续围绕“信息变异”相关主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主持了两项国家社基金、六项省部级课题，发表了二十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出版《突发事件信息变异与应对策略研究》等四部著作，主持或撰写《江西党政新媒体传播力》系列蓝皮书、多个咨政报告等，科研成果可谓丰硕，她本人也因优秀的表现获评了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荣誉。在科研耕耘的同时，她还出色地履行了高校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领衔教学团队获得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历经十年磨剑，她已成长为信息变异领域的青年专家，并已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作为她的同事与朋友，我也一路见证了她在学术上的成长与事业上的进步，甚感欣慰。值此本书出版之际，我向她表示诚挚祝贺，也向各位读者推荐这本颇有学术创新和启示意义的理论专著。

    （作者项国雄 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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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凯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