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写忠诚，一纸风行红土地
《红色中华》报及其镌刻的“新华精神”
记者卢刚、强晓玲、易艳刚、胡锦武、张博令、邬慧颖
“我们需要我们的进攻，从新的小的部分的胜利，进一步变为很大的整个儿的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在这种关头，所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对自己说：我们应该站在前面，领导其他同志到战线上去工作。”
这是1935年1月21日《红色中华》报第264期头版头条《列宁的教训》中列宁的一段演说。
眼前这片残破的报纸，纵23厘米，横44厘米，只有整张报纸的三分之一，是《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
它是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陈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
在新华社庆祝九十华诞之际，翻阅这张报纸，追寻新华先辈的奋斗与牺牲，让人惊叹崇敬、热血沸腾。
瑞金寻访《红色中华》报，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次“铸魂”之旅，更加领悟作为新一代新华人，为做好党的新闻事业，应该干什么、怎样干。
不朽的报，红泥土房励后人
从瑞金市区向东，再往北拐个弯儿就是叶坪镇，远远地望去，圆拱形大门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时中央政府”的牌匾分外夺目。
踏上一段鹅卵石小路，闪现一座青砖黛瓦的客家建筑，高峻的“四叠式”马头墙翘首碧空。9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诞生在这座有几百年历史的“谢氏宗祠”里。同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宣告成立。
在一间红泥土房前，“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的牌匾映入眼帘。
1931年12月11日，红中社开始出版印刷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成立了“红中”编委会。
听说我们一行来自新华社，为我们讲解的工作人员黄露芬兴奋地说：“新华社的前身就是红中社啊!欢迎回家!”
民居不大，站在厅堂里，透过天井上的天窗，悠悠的白云不时飘过。如今，这里布展最多的是《红色中华》报。当年，这张报纸发行一度多达4万份，超过国统区有名的《大公报》。
展厅里，墙上展列着《红色中华》报早期负责人、工作人员名单，一张张黑白照片上，王观澜、周以栗、李伯钊、钱希均、李一氓、杨尚昆、沙可夫、韩进、任质斌、瞿秋白、向仲华、廖承志……年轻的面庞，目光坚定。
1996年，杨尚昆回瑞金，来到已摆上陈列品的这个展厅，坐在“编委会”的办公桌边感慨万千。当年他在这里写稿、办报，“现在回来，拿起这个笔，我感到非常地亲切，就好像是回到了当年。”
作为传承《红色中华》报红色基因的新华社报纸——《新华每日电讯》的编辑记者，我们屏气凝神，翻看眼前两大本厚重的《红色中华》报影印合集。一篇篇吹响号角的战斗檄文、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插图漫画，仿佛把我们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一群心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在艰苦又充满希望的苏区以笔为枪，书写人民政权中央机关报的开端，开创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黄露芬向我们介绍说，“《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政权建设的记录者、宣传者、组织者，更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早期的见证者。”
90年前，《红色中华》报在党的指挥下，忠实记录党和红军胸怀救国救民理想、不屈不挠干革命的历史伟业;
90年前，《红色中华》报满怀激情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一纸风行红土地，唤起工农千百万;
90年前，《红色中华》报艰苦卓绝写忠诚，孕育红色基因，淬炼新华精神，成为一代代新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
为党办报，艰苦卓绝写风华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者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这是刊登在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号第一版的发刊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开幕。
“一苏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依据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没有一份党的机关报的情况，明确提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党报”。
“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社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担负播发新闻和出版报纸的任务。”对《红色中华》报的历史渊源，黄露芬如数家珍。
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政府人员文告：“委任周以栗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
周以栗曾协助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苏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是《红色中华》报初创时期的负责人兼主笔。1932年初，周以栗因患肺结核离开红中社休养，1934年11月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方37岁。
接替周以栗的是26岁的王观澜，他曾参与红中社第一次文字新闻广播编辑工作，他生前回忆说，“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条件简陋，人员也很少，两三个人，组稿、写稿、校对，什么都干”。
1932年10月，29岁的李一氓接编报纸时，还住在瑞金城，编报在叶坪，相距约十里。那时报社的专职编辑很少，他后来回忆，“发病的时候，也得去叶坪，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编辑，署名“氓”的社论，他还写了8篇。
当时20岁的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是为数不多的女编辑，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由于要出刊物、报纸，我被调到《红色中华》当编辑兼校对……我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000字，还要编辑苏区的消息。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这是我工作中比较艰苦的一段，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
“《红色中华》报定价很便宜，当时根据版面收取一到两个铜板，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买得起。”黄露芬说，“它的语言风格非常贴近人民群众，并且成立了大量读报小组，鼓励苏区百姓读报听报。”
《红色中华》报由中央印刷厂铅字印刷，使用的纸张是苏区自己生产的毛边纸。
“目前见到的《红色中华》报，出现过三种报头。最初的报头，被认为是周以栗题写的;第221期开始使用美术字体;到达陕北后的《红色中华》报，使用了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黄露芬说。
1931年11月，在距瑞金不到100公里的宁都县，正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接收到红中社播发的“一苏大会”召开的消息。一些高级军官从中了解到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的革命主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1.7万人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瑞金后，毛泽东特意带赵博生、董振堂等人一同到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参观。”黄露芬说，“这些曾被革命思想召唤的万千起义将士，许多人后来慷慨赴死、血洒疆场。”
红军长征前，《红色中华》报发行数最多时曾达到4万份，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而红中社有多少人呢?1934年7月12日，《红色中华》报在第三版刊载关于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收集被毯供给红军的消息时，提到“红色中华社”时标注：“本社工作人员连新闻台在内十二人”。
展厅里，一张标注“1933年10月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机关报《苏维埃》刊登的红中社有关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和中央红军活动的报道”复印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黄露芬介绍说，红中社当年的电讯稿已无法查找，今天只能从保存下来的《红色中华》报、以及少量其他根据地报刊上刊登的红中社稿件，来分析当年红中社的报道。
“‘红中’的伟大进步是从艰苦的坚定的向一切困难作残酷斗争而获得的!
向敌人封锁作艰苦的斗争，来克服印刷和原材的困难!
努力建立通讯网和发行网，克服发行和编辑的困难!
努力为适合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不断改良编辑和内容!
……”
李富春在《“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中称赞说：“‘红中’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同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