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文育人，“红色群众”看得懂

　　“我们早就计划要登刊红中的文艺副刊，但因为种种事实上的困难(第一就是印刷机器不敷应用)，所以直到如今才能实现……这次我们规定了副刊的称号，《赤焰》。我们比较充分的准备了副刊的内容;不过因为篇幅有限以及其他的关系，我们也还是不能认为这是美满的文艺副刊……”

　　这是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第72期文艺副刊《赤焰》的发刊词。

　　一直以来，中央苏区对《红色中华》报的要求是“反围剿的战争动员”和“苏区建设”的组织者、宣传者。中央苏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低，为让“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编辑人员付诸一切努力，力求文字浅显生动、版面图文并茂。

　　1934年2月，瞿秋白从上海到达瑞金。他主持红中社工作后，在稿件组织和版面安排上，做了一系列改进，力求用最朴素的报纸版面语言宣传党的舆论政策。

　　为了让通讯员能够把苏区工农群众生活的实际和人物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编委们很早就计划创办一个像样的文艺副刊。

　　1933年1月28日第48期的《红色中华》报上，署名为“斗人”的读者也建议，《红色中华》应该有个副刊：

　　“红中应该有个副刊，它的主要任务：(一)应用革命的艺术，文艺力量，作宣传，鼓动。(二)提高工农群众的艺术兴趣，创造苏区工农文艺，开始培植真正无产阶级艺术的干部……”

　　经过酝酿，1933年3月3日推出《红色中华副刊·三八特刊》;1933年4月23日，该刊又更名为《赤焰》。按当时“红中”编委的看法，《赤焰》是“我党党报文艺副刊的‘第一朵红花’”。

　　当年为《赤焰》撰稿的作者，有沙可夫、韩进等“红中”编委会成员，有李一氓、李伯钊等苏区各文艺机关的领导，还有许雷、思凡、津岛等苏区本地的通讯员和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农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事迹，宣传了苏区革命文化观念，丰富了苏区百姓的文化生活。

　　其中，沙可夫参与创作的《我们自己的事》《我——红军》等大型话剧深受好评。《我们自己的事》刊登在第一期《赤焰》的头版，讲述了铁路工人在共产党员领导下，策动国民党军士兵参加红军、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军阀的故事。

　　“由于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农兵大众，《红色中华》报文字简单直白、通俗易懂，少用生僻字词，多用民间口语。”瑞金市党史专家严帆说，“当年物资供应短缺，报纸在印刷设计上存在种种局限，但编辑们努力把版面做得好看。除了运用‘变化字体大小’‘用几何图形代替文字’等编辑手段外，还增加了丰富宣传语言的插图和漫画。”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漫画插图作者。除了之前设计过报头的钱壮飞，代表人物还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整师整师的加入到红军中去》《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等，一张张带有强烈战斗色彩的漫画，线条简约、主题明确。

　　如今，翻看一页页《红色中华》报，感觉他们不仅仅是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还是一群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

　　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钱壮飞，当过医生，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经常上台演戏的他，还设计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二苏大会”礼堂等革命建筑。兼职创作漫画的赵品三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1932年他主持设计了红军军装，我们熟悉的红军“小八角”、列宁帽、灰布军装即出自这位漫画家之手。

　　“这是1934年9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图表分析，横轴上排列19个中央苏区县，纵轴为截至9月27日各县完成扩红计划的百分数。”严帆指着《红色中华》报上一则数据图表新闻报道说。

　　尽管条件艰苦，没有摄影图片，《红色中华》报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插图、图表、数据新闻等一应俱全，编辑人员“玩转”各类报道形式，不断改进创新版面编排。

　　在1933年8月22日《红色红华》报第104期上，一处富有创意的标题排版引人注目——《雩都县列宁街的怪现象》(“雩都”今作“于都”)一文中，编辑将“雩”和“怪”字，都变成四个小字，成“?”字形排列后与其他大字单个字体排列，突显“雩”和“怪”，让今天的读者看来，编辑似乎表现出某种“新媒体特征”的匠心。

　　“以《赤焰》为代表的《红色中华》报，具有‘革命性’和‘大众化’两种特色。一方面向苏区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理念，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识;一方面侧重刊登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剧本、歌谣、漫画等，极具感染力和传播性，极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曹春荣说。

　　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赤焰》副刊上，发表了署名“思凡”的诗《到处是赤焰》——

　　“不是一小颗火星，

　　不是一点子曙光，

　　这是漫山遍野，

　　势如燎原，

　　到处都是的赤焰!

　　这将要照彻全世界的机构内部，

　　把一切朽腐毒物，

　　烧成灰烬，

　　让出一条唯一光明之路。

　　……”

　　碧血丹心，留守办报谱壮歌

　　“瑞金城通讯：国民党白匪占领瑞金城以后，对工农群众施行残(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卑鄙无耻的欺骗，这样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以前逃跑出去的地主豪绅，都跟着白匪回来，在许多地方建立民团办事处，保甲，来更加残酷的剥削群众……”

　　这也是摘自1935年1月21日《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头条文章《瑞金城群众开展反国民党斗争》的一段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由江西会昌县群众捐出的这张报纸，已被战火烧掉一部分，留下的仅有不规则的三分之一。这张报纸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原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停在红军长征前的第240期。

　　这份第264期是目前能见到的、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这意味着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至少又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报。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因为印发数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截至目前国内只保存有5期的内容，其中实物第264期残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第24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就是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从中央苏区搜集到的。”瑞金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彭小青说，“那个时候，《红色中华》报也是国民党了解中央苏区的重要信息来源。”

　　彭小青介绍，当年陈诚在占领瑞金后，曾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缴。他将一些珍贵资料收入他的“石叟资料”(即陈诚文库)中，最后赠与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谈起这24期《红色中华》报的出版背景，严帆告诉记者：“当年，红军是在绝密情况下转移的，为保证8万大军安全冲破敌人包围圈，中央给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任务很艰巨。中央规定：首先他们要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大军走后要保卫苏区老百姓，并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等大军打回来，要配合野战军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严帆说，当时留下的各路人马达1.6万人，除工作需要留下的干部，还有走不动的老弱和需要卧床休养的病人。显然，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骨干人员是办不到的。

　　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兼任红中社社长和《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他以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临危受命，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报。

　　“中央机关主要的领导人全部都随主力红军走了，但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让国民党知道，所以在外表上还要保持现状，以便迷惑敌人。这样，《红色中华》报还要继续出版。”曾任《红色中华》报编委的韩进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编委会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两人了，继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表示中央还在这里。”

　　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报不报道长征红军的行动情况，内容仍以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斗争、保卫苏区等为主，号召苏区人民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起初，报纸每周出版三期，后由于环境恶化，改为每周两期，最后只能每周一期。数量也越印越少，最后仅两三千份。

　　“那是《红色中华》报最艰难的时期，编辑部严重缺人，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报纸还要照常出版发行。”曹春荣说，“此时身兼多职的瞿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病，常常拖着病体坚持工作。”

　　事实证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区域。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严帆说，当年的红中社留守人员发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怀着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掩护了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并持续激励留守苏区的广大军民，是中国革命新闻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悲壮历程。

　　“白匪进了苏区门，

　　战争形势更加紧，

　　为了保卫苏维埃，

　　保洪报名当红军，

　　(大姑送他的老公当红军，叫他努力工作。)

　　勇敢杀敌，不要念家庭，

　　呀都咦都呀!

　　……”

　　这是《红色中华》报第264期第二、三版中缝“文学工场”《王大姑》的唱词片段。那时，距离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已整整过去了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