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民心，唤起工农千百万

　　“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在这次动员中，他们八弟兄中，有一个很勇敢的报了名当红军。但是后来他们和邻人谈话的时候，却听见邻人说：‘你们八弟兄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有什么希奇(稀奇)。’所以他们便一怒而全体报名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这是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报第195期第三版刊登的一则消息稿，题为《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新闻里记述了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一家农民先后送8个儿子参加红军的故事，中缝还配了一幅漫画，在当时的“扩红”运动中引起轰动，掀起群众参军热潮。

　　一家送8个儿子参军，成为中央苏区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当年，兴国县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人中，就有80人报名参军;总人口才24万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支前，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5万余人;赣南人口共有240万，为革命牺牲了33.8万人。

　　这种鱼水情延续到了当代。2003年据此编排的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一经推出就获得极大成功。当演到八子先后血染沙场，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一位开国将军流着泪激动地说：“当年，老区人民就是这样支持我们的!”

　　“我小时候就听过‘八子参军’的故事。为什么群众会踊跃参军参战?因为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瑞金沙洲坝94岁的杨世桃老人告诉记者，“以前的沙洲坝村1000多人，有300多人去参军，每家每户都有红军。红军家属往往被照顾得很好，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有耕田队帮助耕田，还能分到当时很难买到的海盐。”

　　中央苏区食盐奇缺，缘自反动派的经济封锁。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为此，在苏区不断掀起的生产运动热潮，也是《红色中华》报的主要宣传报道内容之一。

　　“中央政府为了鼓励夏耕运动，在全苏区内达到增加二成收获的目的，特择春耕最有成绩的瑞金武阳区，举行赠旗大会，大旗一面，小旗一面，大旗赠给武阳区全体群众，小旗赠该区石水乡群众，题字是‘春耕模范’，特派毛主席亲去赠旗……”

　　这是1933年6月4日《红色中华》报第83期刊登的消息——《中央政府召开武阳区赠旗大会》。春耕生产赠旗大会是我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农业工作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集体出席会议，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效果之好，在建党建政史上尚属首次，开创了我党农业发展新局面。

　　苏区时期，瑞金武阳区被誉为“红色粮仓”。当地有顺口溜云：“武阳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在青壮男子参加红军的情况下，武阳区发动妇女儿童的劳动积极性，组织犁牛合作社互帮互助，还大力开垦荒田，成为生产运动的模范区。当年瑞金下辖的8个区中，武阳区累计上缴粮食17.9万斤，占上缴总数的五分之一。

　　“苏区开垦出来的地，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以前种红薯，现在种脐橙，昔日的‘粮仓’变‘果乡’了。”武阳村支部副书记邹伟平告诉记者，“我们村3800多人口，人均就有3亩果，是赣南脐橙的‘万亩村’，每年脐橙产值过亿，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除了“八子参军”“武阳春耕”，《红色中华》报还刊登了村民争先恐后打草鞋、节省粮食慰劳红军战士等许多典型事例。在动员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贡献力量的过程中，《红色中华》报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位于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有一整面墙特别醒目，是用数十只草鞋拼出的中国版图。

　　“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9月15日以前完成10万双!!!准备十月革命节的礼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指着墙上的展板说，“这是1934年9月8日刊发在《红色中华》报上的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募集草鞋的任务就完成了。《红色中华》报发挥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红军也正是穿着这些草鞋踏上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路。”

　　“反围剿，鼓铿锵;

　　闹革命，歌豪迈。

　　白色恐怖喑万马，

　　红色中华震九垓。

　　唤起工农千百万，

　　誓把乾坤扭转来。”

　　10月14日，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大院里，举办纪念新华社建社90周年文艺演出，歌声慷慨激昂荡气回肠，唱出了当年《红色中华》报激励苏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保卫红色政权的豪迈气概。

　　开门办报，培养工农通讯员

　　“同志们，我们每年都有选举，今年的选举同去年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没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选举将建立更加巩固的苏维埃!这个最重要的阶级武器。我们要拿了这个武器去更大的增进群众福利，去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扩大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同志们，这就是今年选举的意义……”

　　这是摘自1933年9月6日《红色中华》报第108期，第一版刊登的毛泽东署名文章《今年的选举》中的一段文字。

　　一页页翻过《红色中华》报影印版，一些文章的署名是那么熟悉。比如，毛泽东发表的《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周恩来发表的《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张闻天、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文章也时常见诸报端……

　　《红色中华》报从创刊起，就经常刊登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论述建设健全苏维埃政权重要性的文章，指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有200篇。

　　“创办初期，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红色中华》非常重视。其中项英曾管过一段时期报纸的工作，毛泽东、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等都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的工作，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专论。”在任质斌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着这段历史。

　　然而，作者队伍除了报纸的主编或编辑外，大部分为机关干部，无法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为了丰富报纸内容，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参与。

　　在1933年7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第93期上，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编辑就写作致通讯员的信》，每一句鼓励的话都体现了编辑的良苦用心：

　　“同志们，写通讯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呀!

　　“为什么呢?因为写通讯用不到精密的思想，也用不到深奥的理论的基础。只要你用质朴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闻事实有条理的写下去，那就保你写得括括叫，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农通讯员。

　　“但是写通讯首先要找到适当的材料，尤其是必须要写的材料……”

　　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创办100期时，李一氓发表署名“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更是鲜明地提出“如何培养新闻干部，开拓苏维埃政府的新闻事业”：

　　“现在参加在‘新闻工作’中的同志是很少的，这其中大多数还是偏于‘杂志’性(应为‘型’)的工作者，真正的‘新闻工人’，就更少更少……‘红中’应建立自己能够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及自己整个的通讯网……另外我们用函授方法，来教他们的新闻学，如何做社论，如何写消息……要这样来创造苏维埃的新闻干部……《红色中华》不仅是报纸，而且是学校，从事这一部门工作的干部的需要，已经放在了我们新闻政策的议事日程之上。”

　　瞿秋白在上海时，也发表过《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设想。他到达苏区后，红中社成立了通讯部，规定按期把编辑部需要稿件告诉通讯员，随时对通讯员写稿进行指导。

　　“《红色中华》报在培养作者队伍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例如让骨干通讯员参与编辑活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给通讯员发送学习材料，包括怎样写稿、组稿、审稿，怎样从群众中发现素材。”瑞金市委党史办专家曹春荣说。

　　1934年，《红色中华》报通讯员队伍不断扩大，已由初创时期的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他们绝大部分是一线的工农群众，成为报纸鲜活的信息源。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交流，编辑部还专门编发了一个内部刊物《工农通讯员》。

　　曹春荣认为，《红色中华》报依靠群众开门办报，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苏区实践形成的，是对“政治家办报”的补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它(《红色中华》报)开始组织了一些通讯员在它的周围……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在编辑方面也比较更活泼更有生气。因此报纸读者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报纸的销路(意为‘销量’)从不到一万增加到了四万。”

　　1933年12月1日，洛甫(张闻天)在苏区党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高度评价《红色中华》报的办报思路。